↑《欧陆战争4》中的威灵顿公爵。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托马斯·劳伦斯（英语：Thomas Lawrence；1769年4月13日-1830年1月7日）约于1815年-1816年作］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英语：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是一位盎格鲁-爱尔兰政治家、军人和托利党政客，他是19世纪英国的主要军事、政治人物之一，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1815年，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英语：Hundred Days）中，反法联军在滑铁卢战役（英语：Battle of Waterloo）中击败了拿破仑（法语：Napoleon Bonaparte；意大利语：Napoleone di Bu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的部队，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拿破仑战争（英语：Napoleonic Wars）结束，他是反法联军的指挥官之一。
韦尔斯利出生于都柏林，当时爱尔兰王国拥有新教优势。1787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少尉，在爱尔兰服役，连续担任过两任爱尔兰总督的侍从官。他还被选为爱尔兰下议院议员。1796年，他已经被晋升为上校，并参加了英军在荷兰（英语：Low Countries theatre of the War of the First Coalition）和印度的军事行动，在印度，第四次英迈战争（英语：Fourth Anglo-Mysore War）中，他参加了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围城战［英语：Siege of Seringapatam (1799)］。1799年，他被任命为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和迈索尔总督，作为新任命的少将，1803年，在阿索战役（英语：Battle of Assaye）中，他率领部队与马拉塔帝国的部队交战，并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拿破仑战争中，在半岛战争（英语：Peninsular War）中，作为一名将军，韦尔斯利声名鹊起，1813年，他率领反法联军在维多利亚战役（英语：Battle of Vitoria）中击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部队，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814年，拿破仑被流放之后，他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并被册封为威灵顿公爵。1815年，百日王朝时期，他率领反法联军与陆军元帅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德语：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年12月21日-1819年9月12日）的普鲁士军队协同作战，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的部队。威灵顿公爵的战斗记录堪称典范；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参加了60多场战役。
威灵顿公爵以他的适应性防御作战风格而闻名，在对抗数量占优势的敌军时取得了几场胜利，同时将己方的损失降到最低。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御战术指挥官之一，他的许多战术和作战计划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学院被学员们所学习。在结束了军旅生涯之后，他重返政坛。作为托利党成员，，他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一次是1828年至1830年；另一次是1834年，任职时间不足一个月）。他监督了《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的通过，但他反对《1832年改革法令》。他一直是英国上议院的重要人物之一，一直到退休；他一直担任英军部队总司令，直至去世。
早年生活
家庭
韦尔斯利出生于爱尔兰王国的一个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家庭，拥有新教优势，名为“尊敬的阿瑟·韦斯利”。韦尔斯利是莫宁顿伯爵夫人安娜·韦尔斯利（英语：Anne Wellesley, 本姓Hill-Trevor；1742年6月23日-1831年9月10日）和第一代莫宁顿伯爵加勒特·韦斯利（英语：Garret Colley Wesley；1735年7月19日-1781年5月22日）之子。他的父亲加勒特·韦斯利是第一代莫宁顿男爵理查德·韦斯利（英语：Richard Colley Wesley；约1690年-1758年1月31日）之子，1758年，在接替父亲成为第二代莫宁顿男爵之前，他曾在爱尔兰下议院担任特里姆选区代表，有过短暂的政治生涯。加勒特·韦斯利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1760年，由于他在音乐和慈善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他被册封为莫宁顿伯爵。韦尔斯利的母亲是第一代邓甘嫩子爵阿瑟·希尔-特雷弗（英语：Arthur Hill-Trevor；约1694年-1771年1月30日）的长女，韦尔斯利的名字就是以邓甘嫩子爵的名字来命名的。
莫宁顿伯爵和伯爵夫人生了九个孩子，韦尔斯利排行老六。他的兄弟姐妹包括韦尔斯利子爵理查德（后来成为了第一代韦尔斯利侯爵、第二代莫宁顿伯爵；英语：Richard Colley Wellesley；1760年6月20日-1842年9月26日）和马里伯勒男爵（英语：William Wellesley-Pole；1763年5月20日-1845年2月22日）。
出生日期和地点
韦尔斯利的确切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不详；然而，传记作家大多采用同时代报纸的稿件，即他出生于1769年5月1日，即他在都柏林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的前一天。然而，1899年，劳埃德（英语：Ernest Marsh Lloyd；1840年9月-1922年1月11日）在《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第170页写道：“都柏林圣彼得教堂的登记处显示，他于1769年4月30日在那里受洗。”1914年，他所使用的洗礼池被捐赠给圣纳希教堂（位于都柏林邓德拉姆）。韦尔斯利很可能出生在他父母的联排别墅，即位于都柏林梅里奥上街24号的莫宁顿楼，这里现在是梅里奥酒店的一部分。据报道，1815年，他的母亲——莫宁顿伯爵夫人安娜回忆称，他出生于都柏林梅里奥街6号，这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地方也被认为是他的出生地，包括都柏林的邮政蒸汽船和位于特里姆（位于米斯郡）的韦尔斯利联排别墅。
童年
↑韦尔斯利童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祖屋——单根堡（位于爱尔兰米斯郡）内度过的（上图版画作品于1842年创作完成）。
韦尔斯利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家的两所房子里度过的，第一个是位于都柏林的一座大房子，即莫宁顿楼；第二个是位于米斯郡夏山以北3英里（5公里）处的单根堡。1781年，韦尔斯利的父亲去世，他的长兄理查德继承了父亲的伯爵爵位。
在单根堡的时候，他就读于位于特里姆的教区学校；在都柏林的时候，他就读于怀特先生学院；在伦敦的时候，他就读于位于车路士的布朗学校。随后，1781年至1784年，他进入伊顿公学学习。在那里他感到孤独，这使他讨厌那里，这使得学者们认为他不太可能真的说过“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取得的”，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他说的。此外，伊顿公学当时没有运动场地。1785年，韦尔斯利在伊顿公学里没有取得成功，再加上父亲去世导致家庭资金短缺，年幼的韦尔斯利和母亲被迫搬到了布鲁塞尔。直到20岁出头，韦尔斯利都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很懒惰，所以他的母亲越来越担心他，说道：“我不知道该拿我那笨手笨脚的儿子阿瑟怎么办。”
1786年，韦尔斯利进入位于昂热的法国皇家骑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进步很大，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骑手，并学习了法语，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同年晚些时候，回到英格兰后，他的进步使他的母亲感到惊讶。
早期军旅生涯
爱尔兰
↑从1787年开始，韦尔斯利在都柏林城堡（如图）连续担任两任爱尔兰总督的侍从官。
尽管有了新的希望，但是韦尔斯利还没有找到工作，他的家庭仍然缺钱，因此，在他母亲的建议下，他的哥哥理查德向他的朋友拉特兰公爵（当时的爱尔兰总督；英语：Charles Manners, 4th Duke of Rutland；1754年3月15日-1787年10月24日）发出请求，他考虑让韦尔斯利从军。不久后，1787年3月7日，他被任命为少尉，在第73步兵团服役。10月，在他哥哥的帮助下，他被任命为新任爱尔兰总督白金汉勋爵（英语：George Nugent-Temple-Grenville, 1st Marquess of Buckingham；1753年6月17日-1813年2月11日）的侍从官，日薪10先令（是少尉工资的两倍）。他还被调到新组建的第76步兵团（组建于爱尔兰），1787年圣诞节，他被晋升为中尉。在都柏林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是参与社交活动；他参加舞会，招待客人，并为白金汉勋爵提供建议。在爱尔兰的时候，由于偶尔赌博，他过度借贷，但是他为自己辩护说：“我经常知道缺钱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有无助地陷入债务困境。”
1788年1月23日，他被调到第41步兵团；随后，1789年6月25日，他被调到第12（“威尔士亲王”）（轻）龙骑兵团，根据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姆斯（英语：Edward Richard Holmes；1946年3月29日-2011年4月30日）的说法，他也不情愿地进入了政坛。1789年大选前不久，他去特里姆（当时为腐败选区）发表演说，反对授予爱尔兰爱国党议会领袖亨利·格拉坦（英语：Henry Grattan；1746年7月3日-1820年6月4日）“都柏林荣誉市民”称号。成功之后，他获得提名，并正式当选为爱尔兰下议院特里姆选区国会议员。由于当时选举权有限，在他所处的议会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的选举要归功于自治市镇（少于100个）的土地所有者。韦尔斯利继续在都柏林城堡任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在爱尔兰议会中与政府一起投票。1791年1月30日，他成为了一名上尉，并被调到第58步兵团。
10月31日，他被调到第18轻龙骑兵团，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基蒂·帕克南（英语：Catherine Sarah Dorothea Wellesley, 本名为Kitty Pakenham；1773年1月14日-1831年4月24日）越走越近，她是第二代朗福德男爵爱德华·帕克南（英语：Edward Michael Pakenham；1743年4月1日-1792年6月3日）之女。她被形容为“充满快乐与魅力”。1793年，他向她求婚，但被她的哥哥——朗福德伯爵托马斯（英语：Thomas Pakenham；1774年5月14日-1835年5月28日）拒绝了，他认为韦尔斯利是个年轻人，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业余音乐家，由于这次被拒绝的经历，韦尔斯利伤心欲绝，愤怒地烧毁了他的小提琴，并决心认真地继续军旅生涯。1793年，他出钱购买军职，被晋升为少校，在第33步兵团服役。几个月后，也就是9月，他的哥哥又借给他一些钱，他用这笔钱购买军职，在第33步兵团担任中校。
荷兰
↑《在第33步兵团服役的韦尔斯利中校（约为26岁）的肖像》［约翰·霍普纳（英语：John Hoppner；1758年4月4日-1810年1月23日）作］
1793年，约克公爵（英语：Frederick Augustus, Duke of York and Albany；1763年8月16日-1827年1月5日）被派往佛兰德，指挥反法联军英国分遣队进攻法国。1794年6月，韦尔斯利跟随第33步兵团从科克港湾出发，前往奥斯坦德，作为远征军的一部分，他们负责向佛兰德驻军提供增援。他们到得太晚了，没有参加战役，约克公爵率军向荷兰撤退的时候，他们与他的部队会合了。1794年9月15日，博克斯特尔战役（发生于布雷达以东；英语：Battle of Boxtel）中，韦尔斯利临时负责指挥他的旅，第一次经历了战争。面对数量占优势的法军，阿伯克隆比将军（英语：Ralph Abercromby；1734年10月7日- 1801年3月28日）率军撤退的时候，第33步兵团抵挡住了敌军的骑兵部队，使得邻近的友军得以安全撤退。在接下来的严冬里，韦尔斯利和他的团组成了反法联军瓦尔河防线的一部分。第33步兵团和其他部队一样，由于战争的消耗和疾病而损失惨重。潮湿的环境也对韦尔斯利的健康产生了影响。
尽管这场战役以灾难性的结局而告终，英国军队被赶出了荷兰联合省，进入了德国各州，但是韦尔斯利对战术有了更多的认识，包括使用线列步兵部队对抗前进的纵队，以及拥有海上力量的支援的好处。他明白，这次战役的失败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官的指挥失误和指挥部的组织不力。后来，他在谈到他在荷兰的经历时说：“至少我学到了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这总是很宝贵的一课。”
1795年3月，他回到英格兰，重新担任特里姆选区国会议员。他希望在爱尔兰新政府担任战争部长，但是新任爱尔兰总督卡姆登勋爵（英语：John Jeffreys Pratt；1759年2月11日-1840年10月8日）只给了他爱尔兰军需处测量总监的职位。他拒绝了这个职位，回到了他所在的团，当时他在南安普顿，准备启航前往西印度群岛。在海上航行七周后，一场风暴迫使舰队返回普尔。第33步兵团得到了休息时间，几个月后，白厅决定将该团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按照资历，韦尔斯利被晋升为上校，几周后，他跟随他所在的团一起启航前往加尔各答。
印度
1797年2月，他到达加尔各答，他在那里待了5个月，8月，他被派往菲律宾，参加一次短暂的远征，在那里，他为他的士兵们制定了一份新的卫生防护措施清单，以应对陌生的气候。11月，他回到印度，此时他得知他的哥哥理查德现在已被册封为莫宁顿勋爵，并已被任命为新的印度总督。
1798年，他将自己姓氏的拼写改为"Wellesley"；直到这个时候，他仍然被称为“韦斯利”，他的哥哥认为这是古老而正确的拼写。
第四次英迈战争
↑《韦尔斯利在印度，身穿少将制服》［该肖像画作于1804年，作者为罗伯特·休姆（英语：Robert Home；1752年–1834年）］
作为扩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范围的计划的一部分，1798年，第四次英迈战争爆发，英军与迈索尔王国蒂普苏丹（英语：Badshah Nasib-ud-Daulah Sultan Mir Fateh Ali Bahadur Saheb Tipu；1751年12月1日-1799年5月4日）的部队交战。韦尔斯利的哥哥理查德下令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前往攻占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并击败蒂普苏丹的部队。在战争中，火箭弹被多次使用。苏丹佩特托普战役（英语：Battle of Sultanpet Tope）中，韦尔斯利的部队差点被蒂普苏丹帐下的迪万普尔奈亚（英语：Krishnacharya Purnaiah；1746年-1812年3月27日）的部队击败。引用一下福雷斯特（英语：Denys Forrest；生卒年不详）的话：
在这一个点（位于苏丹佩特村附近，图5）上有一个很大的土丘，或者说是小树林，它为蒂普苏丹帐下的火箭兵提供了避难所，显然在围困并进一步逼近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岛之前必须要将其清理干净。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是韦尔斯利上校，但是，1799年4月5日天黑后，在向土丘前进的时候，他的部队遭到了火箭弹和火枪的袭击，迷失了方向，正如比特森（英语：Alexander Beatson；1759年10月24日–1830年10月15日）礼貌地说的那样，他不得不“推迟进攻”，直到出现更有利的机会。
第二天，韦尔斯利以更多的兵力发动了新的进攻，并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阵地。1799年4月22日，也就是重要战役爆发前12天，火箭兵移动到英军营地的后方，然后“同时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发出了信号，6000名印度步兵和一个法国军团的进攻开始了，所有的这些军事行动都是由米尔·戈拉姆·侯赛因（英语：Mir Golam Hussain；生卒年不详）和穆罕默德·胡尔利恩·米尔·米兰（英语：Mohomed Hulleen Mir Miran；生卒年不详）下令的。这些火箭弹的射程约为1000码。有些火箭弹像炮弹一样在空中爆裂。另外一些火箭弹被称为“地面火箭弹”，它们在撞击地面后会再次上升，进行蛇形运动并在空中跳跃，直到它们的燃料耗尽。据一位英国观察员，即一位名叫贝利的英国年轻军官说：“我们被火箭兵纠缠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一行动就会受到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火箭弹的威胁……”他继续说：
两万敌军不停地发射火箭弹，不停地用火枪进行射击。没有比这更大的弹雨了。每一盏蓝色的灯一亮，都伴随着一阵火箭弹雨，其中有一些射入纵队的头部，从后面穿过，造成了死亡和伤痕，在二三十英尺长的竹子上留下了可怕的裂纹，这些竹子总是附着于他们的身上。
在哈里斯将军（英语：George Harris；1746年3月18日-1829年5月19日）的指挥下，大约24000名士兵被派往马德拉斯（与从西部城市孟买派出的一支同等规模的部队会合）。韦尔斯利跟随第33步兵团于8月起航，与他们会合。
经过大量而细致的后勤准备工作（这将成为韦尔斯利的主要战术特点之一），第33步兵团于12月随主力部队离开，从马德拉斯出发，穿越250英里（402公里）的丛林，抵达迈索尔。由于他哥哥的缘故，在行程中，韦尔斯利被赋予了额外的指挥权，担任海得拉巴土邦尼扎姆（英语：Mir Nizam Ali Khan Siddiqi, Asaf Jah II；1734年3月7日-1803年8月6日）的部队的首席顾问（该部队被派去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这个职位引起了许多高级军官之间的摩擦（其中一些人军衔比韦尔斯利高）。这些摩擦在马拉瓦尔利战役（英语：Battle of Mallavelly）结束后得以平息。马拉瓦尔利战役的发生地点距离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约20英里（32公里），在战争中，哈里斯的部队与蒂普苏丹帐下的大部分部队交战。在战争中，韦尔斯利让他的士兵们排成两列，在一个平缓的山脊上与敌军交战，并下令开火。经过长时间的齐射和随后的刺刀冲锋，第33步兵团与哈里斯帐下剩下的部队一同迫使蒂普苏丹的步兵部队撤退。
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
1799年4月5日，他们抵达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之后，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围城战立刻就爆发了，韦尔斯利奉命率领部队对苏丹佩特村（位于堡垒附近）发动夜间袭击，为炮兵部队扫清道路。由于迈索尔王国军队做好了防御准备、环境黑暗、英国军队出现了混乱等多种因素，袭击失败，英军伤亡25人。韦尔斯利的膝盖被一颗用过的火枪子弹轻微擦伤。虽然第二天他们会成功地再次发动进攻，但是经过长时间地侦察敌军的阵地，这件事情也影响了韦尔斯利。他下定决心“在白天未侦察到敌方哨所的情况下，绝不向敌军发动进攻，也绝不向进行了严密的准备工作的敌军发动进攻”。列文·本瑟姆·鲍林（英语：Lewin Bentham Bowring；1824年7月15日–1910年）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在这些小树林里，有一个名叫“苏丹佩特托普”的小树林，被深沟渠隔开，这些沟渠的源头水来自于距离堡垒大约一英里的一条向东流的沟渠。贝尔德将军（英语：David Baird；1757年12月6日-1829年8月18日）奉命率军搜查这片树林，驱逐敌人，但在5日晚上，当他们为了这一目标前进的时候，他发现这片树林空无一人。然而，第二天，迈索尔王国军队又占领了这片土地，因为驱逐他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在日落时就派出了两个纵队。第一个纵队由肖上校指挥，他们成功地攻占了一个被毁坏的村庄。第二个纵队由韦尔斯利上校指挥，刚进入阵地，就在黑夜中遭到了敌军火枪和火箭弹的猛烈攻击。士兵们在树林和河道中挣扎，最后溃散了，有的被杀了，有的被俘了。在混乱中，韦尔斯利上校本人的膝盖被一枚废旧子弹击中，险些落入敌人手中。
几个星期后，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后，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要塞的主墙上出现了一个缺口。贝尔德少将率军发动进攻，攻占了要塞。韦尔斯利的部队成功地保护了向前挺进的后卫部队，他在缺口处派了卫兵，随后，他所在的团驻扎于主殿。在听到蒂普苏丹死亡的消息之后，韦尔斯利第一个到达现场确认了他的死亡，检查了他的脉搏。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韦尔斯利越来越担心他的手下们的纪律问题，他们喝酒、掠夺堡垒和城市。为了恢复秩序，几名士兵被鞭打，四名士兵被绞死。
战争结束后，哈里斯将军的主力部队离开了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30岁的韦尔斯利留下来指挥该地区驻军，并担任新任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和迈索尔总督。在印度的时候，韦尔斯利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因为喝了水而严重腹泻，然后发烧，接着又出现了由毛癣菌引起的严重皮肤感染。
1801年初，韦尔斯利负责在亭可马里组建一支英国-印度联合远征军，从法国军队手中夺取巴达维亚和毛里求斯。然而，就在他们出发的前夕，英格兰方面传来命令，要将他们派往埃及，与拉尔夫·阿伯克隆比爵士的部队并肩作战，将法国军队驱逐出埃及。韦尔斯利被任命为贝尔德帐下的副指挥官，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1801年4月9日，他没有跟随部队参加远征。这对韦尔斯利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要乘坐的船在红海沉没了。
1801年7月1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他住在蒂普苏丹的夏宫里，对他所在的省份的税收和司法系统进行了改革，以维持秩序，防止行贿受贿。
东迪亚·瓦格（英语：Dhondia Wagh；？-1800年9月10日）叛乱
1800年，在担任迈索尔总督期间，韦尔斯利的任务是镇压由东迪亚·瓦格领导的叛乱，东迪亚·瓦格曾是蒂普苏丹帐下的一名骑兵，曾在帕坦县服役。在斯赫里朗格阿帕特塔纳陷落之后，他逃跑了，成为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土匪，并率军袭击位于马拉塔帝国和迈索尔王国边境地区的村庄。
尽管最初遭遇了挫折，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派兵追击并消灭了他的军队，迫使他于1799年8月率军撤退，但是他重新组建了一支由溃散的迈索尔王国士兵组成的规模相当大的军队，他们攻占了位于迈索尔王国的小型前哨和堡垒，并得到了几名反对英国军队的占领的马拉塔帝国基拉达尔的支持。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土匪，因为1800年他发起的袭击行动和扩张行动突然增加，对英国当局构成的威胁也随之突然增加。蒂普苏丹的死造成了权力真空，瓦格正试图填补这一真空。
1800年6月，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军队和英国陆军组成了联合部队，韦尔斯利被授予独立指挥权，他率领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共8000人）冒险北上与瓦格的部队交战，他了解到瓦格的部队人数超过5万，尽管大多数（大约3万人）是非正规轻骑兵，不太可能对英国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构成严重威胁。
1800年6月至8月间，韦尔斯利的部队在瓦格的领土上推进，他的部队依次升级堡垒，并以“微不足道的损失”攻占了每一个堡垒。由于这些堡垒的结构和设计都很差，所以它们几乎没有抵抗能力。韦尔斯利没有足够的部队来守卫每一个堡垒，在向下一个堡垒前进之前，他们必须要清除周围地区的叛乱分子。7月31日，他的部队“带走并摧毁了东迪亚的行李和六门火炮，并把大约五千人给赶到了马尔普尔巴（他们在那里淹死了）”。东迪亚继续率军撤退，但是他的士兵们迅速逃离，他没有步兵部队，由于季风气候的原因，河道洪水猛涨，他无法再摆脱英国军队的追击。9月10日，科纳古尔战役中，韦尔斯利亲自率领英国龙骑兵部队和印度骑兵部队（共1400人）参加战斗，在没有预备队的情况下，他们排成单列，与东迪亚和他剩下的5000名骑兵交战。在冲突中，东迪亚被杀，他的尸体被发现，被绑在一门火炮上带回英军营地。随着这次胜利，韦尔斯利参与的这场战役结束了，英国的威信得到了恢复。随后，韦尔斯利为东迪亚的孤儿支付了未来的生活费。
第二次马拉塔战争（英语：Second Anglo-Maratha War）
1802年9月，韦尔斯利得知自己被晋升为少将。1802年4月29日，政府在公报上宣布了对他的任命，但是几个月之后，消息才从海路传到他那里。他一直留在迈索尔王国，直到11月，他才被派去指挥一支部队，参加第二次马拉塔战争。
当韦尔斯利意识到长期的防御战会给他的部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胆行动，击败数量上占优的马拉塔帝国军队。1803年8月8日，在他的部队集结后勤人员（共24000人）之后，他下令突破营地，向距离他们最近的马拉塔帝国堡垒发起进攻。8月12日，炮兵部队用火炮在城墙上炸出了一个缺口，步兵部队发起了进攻，在此之后，堡垒驻军投降了。随着堡垒被英国军队控制，韦尔斯利得以将部队的控制范围向南延伸至哥达瓦里河流域。
阿索、阿尔高姆和加维尔古尔
↑《阿索战役中的阿瑟·韦尔斯利（骑马者）》［版画作者落款“威廉·希斯（英语：William Heath；1795年-1840年4月7日）”］。韦尔斯利后来说，这是他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韦尔斯利将他的部队分成两支，以追击马拉塔帝国主力部队和查找马拉塔帝国主力部队的位置［第二支部队由史蒂文森上校（英语：James Stevenson；？-1805年）指挥，部队规模要小得多］，他准备于9月24日与他的部队会合。然而，他获得了情报，得知了马拉塔帝国主力部队的位置，他们驻扎于位于阿索附近的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带。如果他等待他帐下的第二支部队的到来，马拉塔帝国军队将能够撤退，所以韦尔斯利决定立即发动进攻。
9月23日，韦尔斯利率领他的部队越过了位于凯特纳河附近的一个浅滩，阿索战役爆发。越过浅滩之后，步兵部队被重组为几行，向马拉塔帝国步兵部队前进。韦尔斯利命令他的骑兵部队进攻马拉塔帝国军队的侧翼（靠近村庄）。在战斗中，韦尔斯利自己也受到了攻击；他胯下的两匹马被射中，他不得不骑上第三匹马。在关键时刻，韦尔斯利重组了他的部队，命令马克斯韦尔上校（后来在敌军袭击中丧生）率军向马拉塔帝国军队的阵地的东端发动进攻，而韦尔斯利本人则指挥步兵部队重新向中部阵地发动进攻。
一名参与进攻行动的军官写出了韦尔斯利的个人领导能力的重要性：“这位将军一直处于最激烈的战斗中……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冷静镇定的人。不过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的部队在接到前进的命令之前，这一天的命运似乎还不确定……”马拉塔帝国军队有大约6000名士兵伤亡，敌军溃不成军，尽管韦尔斯利的部队已经无力继续追击。英军伤亡惨重：428人死亡、1138人受伤、18人失踪（英军的伤亡数字见于韦尔斯利自己写的信件）。韦尔斯利对部队的损失感到不安，他说出了他的希望：“我不希望再次看到像9月23日军事行动那样的损失规模，即使我们在行动中收获甚丰。”然而，多年以后，他说他打过的最好的战役是阿索战役，而不是滑铁卢战役。
尽管马拉塔帝国军队遭受了重创，但是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战争。几个月后，即11月，韦尔斯利的部队在阿尔高姆附近袭击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敌军部队，并再次取得胜利，令人吃惊的是，敌军阵亡5000人，而英军只有361人伤亡。英军进一步向加维尔古尔要塞发动攻击，取得成功，雷克将军（英语：Gerard Lake；1744年7月27日-1808年2月20日）的部队在德里也击败了敌军，这些迫使马拉塔帝国在安金冈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直到一年后双方才达成协议），被称为《苏尔吉-安金冈和约》。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姆斯说，韦尔斯利在印度的经历对他的性格和军事战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教会了他很多军事知识，这些知识对他在半岛战争中的成功至关重要。其中包括通过演习和命令树立强烈的纪律意识、利用外交手段获得盟友，以及补给线的安全的至关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高度重视通过派出侦察兵和间谍人员获取情报。他的个人品味也有所提升，包括身穿白裤子、深色束腰外衣、黑森靴和戴黑色三角帽（后来成为了他的风格的代名词）。
离开印度
↑1805年，韦尔斯利少将会见纳瓦卜阿齐姆-乌德-道拉（英语：Azim-ud-Daula；1775年-1819年8月2日）。
韦尔斯利已经厌倦了在印度的生活，他说：“我在印度服役的时间和任何人在其他地方服役的时间一样长。”1804年6月，他申请回国，为了奖励他在印度服役期间的表现，9月，他被授予巴斯骑士级勋章。在印度期间，韦尔斯利已经积累了4.2万英镑（在当时相当可观）的财富，主要是他参加战争获得的奖金。当他哥哥的印度总督任期于1805年3月结束的时候，兄弟俩一同乘坐“豪”号巡防舰返回英格兰。巧合的是，在航行中，韦尔斯利在圣赫勒拿停了下来，并住在布里亚斯公馆里，后来，拿破仑被流放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回到英国
遇见纳尔逊（英语：Horatio Nelson；1758年9月29日-1805年10月21日）
1805年9月，韦尔斯利少将刚从印度战场回来，还不是很出名。他向陆军及殖民地大臣办公室报告，要求调任新的岗位。在等候室里，他遇到了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纳尔逊在尼罗河和哥本哈根击败了敌军，在此之后，他已经是一个知名人物了；他的舰队跟随法国土伦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并返回（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他在英格兰短暂停留。大约30年后，韦尔斯利回忆起纳尔逊与他的一次谈话，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他那一边，他们的风格如此的虚荣和愚蠢，以至于让我感到惊讶与厌恶。”纳尔逊离开房间去询问这位年轻的将军是谁，回来后，他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以平等的态度讨论战争、殖民地的状况和地缘政治局势。在第二次讨论中，韦尔斯利回忆道：“我不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如此让我感兴趣的谈话活动。”这是这两个人唯一的一次见面；七周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英语：Battle of Trafalgar）中阵亡。
1805年，韦尔斯利率领一个旅前往易北河流域，参加了远征汉诺威（发生于德国北部；英语：Hanover Expedition）的军事行动，该行动以英俄联军战败而告终。
随后，他离开军队，休了一段时间的长假，并于1806年1月被选为英国拉伊议会托利党议员。一年后，他被选为纽波特选区（位于怀特岛郡）国会议员，然后被任命为里奇蒙公爵（英语：Charles Lennox, 4th Duke of Richmond, 4th Duke of Lennox, 4th Duke of Aubigny；1764年12月9日-1819年8月28日）帐下的爱尔兰布政司。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在爱尔兰期间，他口头承诺将适度执行遗留的刑法的规定，这或许表明了他的意愿（他后来支持天主教解放）。
与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之间的战争
1807年5月，韦尔斯利在爱尔兰听说了英国军队远征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消息。他决定离开，同时保留他的政治职务，第二次哥本哈根战役［发生于8月；英语：Battle of Copenhagen (1807)］中，他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旅。他的部队在克厄与敌军交战（英语：Battle of Køge），在他的指挥下，英军俘虏了1500名敌军士兵，韦尔斯利后来出席了受降仪式。
9月30日，他回到英格兰，并于1808年4月25日被晋升为中将。1808年6月，他负责指挥一支由9000人组成的远征军。他的部队正准备出征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以协助拉丁美洲爱国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西班牙语：Sebastián Francisco de Miranda y Rodríguez de Espinoza；1750年3月28日-1816年7月14日）的部队作战］，却被命令出征葡萄牙，参加半岛战争，并与来自于直布罗陀的5000名士兵会合。
半岛战争
1808年–1809年
韦尔斯利的部队做好了战斗准备，1808年7月12日，他们离开了科克，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军队交战，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能力得到了考验和发展。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尼尔兰兹（英语：Robin Hunter Neillands；1935年12月3日-2006年1月30日）的说法：
韦尔斯利现在已经获得了后来取得成功的经验。他从一开始就懂得指挥部队作战，懂得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在敌对环境中进行作战。他享受着政治影响力，并意识到需要保持来自于国内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如何通过设定可实现的目标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打一场仗并取得胜利。
↑饰演参加了1812年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惠灵顿第33“威灵顿公爵”步兵团的士兵的演员们，他们展示了第8连的标准阵型。
1808年，韦尔斯利的部队在罗利萨之战（英语：Battle of Roliça）和维梅鲁之战（英语：Battle of Vimeiro）中击败了法军，但在后一场战役中，他的指挥权立刻被他人所取代。随后，达尔林普尔将军（英语：Hew Whitefoord Dalrymple；1750年12月3日-1830年4月9日）签署了备受争议的《辛特拉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皇家海军要将法国陆军部队连同他们的所有战利品一起运出里斯本，并坚持与唯一可用的政府部长韦尔斯利合作。达尔林普尔和韦尔斯利被召回英国，接受调查。韦尔斯利同意在初步停火协议上签字，但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因此被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拿破仑率领他的老兵部队进入西班牙镇压叛乱；1809年1月，新上任的驻伊比利亚半岛英军司令约翰·摩尔爵士（英语：John Moore；1761年11月13日-1809年1月16日）在科鲁尼亚战役（英语：Battle of Corunna）中阵亡。
虽然从英国的角度来看，与法国军队之间的陆地战争进展总体上并不顺利，但是伊比利亚半岛是一个战场，他们与葡萄牙军队一起对法国及其盟友的军队进行了强有力的抵抗。这与具有灾难性的瓦尔赫伦岛战役（英语：Walcheren Campaign）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当时英国对军事行动管理不善的典型案例。韦尔斯利向卡苏里勋爵（英语：Robert Stewart, 2nd Marquess of Londonderry, Viscount Castlereagh；1769年6月18日-1822年8月12日）提交了一份关于保卫葡萄牙的备忘录。他强调葡萄牙边境多山，并主张将里斯本作为主要基地，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协助保卫它。卡苏里和内阁批准了这份备忘录，让他统帅所有的驻葡萄牙英军士兵。
1809年4月22日，韦尔斯利乘坐“监视”号巡防舰抵达里斯本，他侥幸逃脱了一场海难。得到增援之后，他开始率军发动进攻。第二次波尔图战役（英语：Second Battle of Porto）中，他的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渡过了杜罗河，在波尔图击溃了苏尔特元帅（法语：Nicolas Jean-de-Dieu Soult；1769年3月29日－1851年11月26日）的法军。
保卫了葡萄牙之后，韦尔斯利的部队进入西班牙，与奎斯塔将军（西班牙语：Gregorio García de la Cuesta y Fernández de Celis；1741年5月9日—1811年11月26日）的部队会合。7月23日，反法联军准备在塔拉韦拉向克劳德元帅（法语：Claude Victor-Perrin；1764年12月7日－1841年3月1日）的第1军团发起进攻。然而，奎斯塔不愿意同意，直到第二天，他才被说服，率军前进。这么一耽搁，使得法军得以撤退，但是奎斯塔却率领他的部队直接追上了克劳德的部队，在新卡斯蒂利亚，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几乎是整支法国军队——克劳德的部队得到了托莱多驻军和马德里驻军的增援。西班牙军队突然撤退，迫使英军派出两个师前来掩护他们撤退。
第二天，即7月27日，塔拉韦拉战役（英语：Battle of Talavera）中，法军排成三个纵队，向前进攻，并在一天中被韦尔斯利的部队击退了几次，但是英国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之后，苏尔特元帅的部队被发现正在向南推进，威胁要切断韦尔斯利的部队与葡萄牙军队之间的联系。8月3日，韦尔斯利的部队向东移动以封锁它，留下1500名受伤的西班牙士兵，打算在发现法国人实际上有3万人之前与苏尔特的部队对峙。英军指挥官派出轻型旅猛攻，在阿尔马拉斯，他们守住了塔霍河上的桥梁。由于里斯本的交通和补给暂时得到了保障，韦尔斯利考虑再次率军与奎斯塔的部队会合，但是他发现他的西班牙友军将受伤的英国士兵交给了法国军队，并且完全不与他合作，先是答应与他合作，然后又拒绝向英国军队提供物资，这使韦尔斯利更加恼火，并引起了英国军队与西班牙友军之间的相当大的摩擦。英军缺乏补给，再加上春季法国增援部队（包括拿破仑本人的部队在内）的到来对英军构成了威胁，导致英军决定撤退至葡萄牙。
英军取得了塔拉韦拉战役的胜利之后，韦尔斯利于1809年8月26日被册封为联合王国贵族，成为了“塔拉韦拉和威灵顿（位于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子爵”，并被加封为“韦尔斯利的杜罗男爵”。
1810年–1812年
1810年，一支规模刚刚得到扩大的法军部队在安德烈·马塞纳元帅（法语：André Masséna；意大利语：Andrea Massena；1758年5月6日－1817年4月4日）的率领下入侵葡萄牙。英国的意见是消极的，有人建议撤离葡萄牙。相反，首先，在布萨库山战役（英语：Battle of Bussaco）中，威灵顿勋爵的部队延缓了法军的行军速度；然后，他通过实施大规模土方工程来阻止他们占领里斯本半岛，这些土方工程被称为“托雷斯韦德拉什防线”，这些土方工程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侧翼由英国皇家海军守卫。饥肠辘辘的法国侵略军士兵们在六个月后撤退。威灵顿勋爵率军追击，内伊元帅（法语：Michel Ney；1769年1月10日－1815年12月7日）的后卫部队发动了一场战役，广受赞誉，英军遭遇了一系列的挫败，追击行动受到阻碍。
1811年，马塞纳的部队返回葡萄牙，解救阿尔梅达驻军；威灵顿勋爵的部队在丰特斯德奥尼奥罗战役（英语：Battle of Fuentes de Oñoro）中险胜法军。与此同时，他的下属贝雷斯福德子爵（英语：William Carr Beresford；1768年10月2日-1854年1月8日）的部队与苏尔特的“南部陆军”在拉阿尔武埃拉之战（发生于5月；英语：Battle of Albuera）中陷入了血腥的僵局。7月31日，威灵顿勋爵被晋升为上将。为了躲避英军的追击，法军放弃了阿尔梅达，但是依旧占据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这两座西班牙堡垒，这两座堡垒守卫着通往葡萄牙的山口，是开启道路的“钥匙”。
↑《萨拉曼卡战役（英语：Battle of Salamanca）中的威灵顿勋爵》（版画作者落款“威廉·希斯”）
1812年，当法军进入冬季营区的时候，威灵顿勋爵终于通过快速移动部队攻占了罗德里戈城［英语：Siege of Ciudad Rodrigo (1812)］，并在他们做出反应之前对其进行了猛攻。随后，他的部队迅速向南移动，围攻巴达霍斯要塞一个月，并于1812年4月6日夜间攻占了它。在观看巴达霍斯围城战［英语：Siege of Badajoz (1812)］的余波的时候，威灵顿勋爵失去了冷静，看到英军士兵们在缺口处死去，他哭了起来。
他的部队现在是一支经验丰富的英国军队，葡萄牙军队经过重新训练之后，增强了其实力。在西班牙战役中，他于1812年2月22日被册封为“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伯爵”。萨拉曼卡战役中，他的部队利用法军的一个小失误击溃了法军。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使得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得到了解放。后来，他于1812年8月18日被册封为“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侯爵”。
威灵顿勋爵的部队试图夺取连接马德里和法国的重要要塞布尔戈斯（英语：Siege of Burgos）。他失败了，有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围城炮，这迫使他的部队仓促撤退，伤亡人数超过了2000人。
法军放弃了安达卢西亚，苏尔特的部队和马尔蒙（法语：Auguste Frédéric Louis Viesse de Marmont；1774年7月20日—1852年3月22日）的部队汇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法军在人数上超过了英军，使英军处于危险的境地。威灵顿勋爵撤回了他的军队，由罗兰德·希尔（英语：Rowland Hill；1772年8月11日-1842年12月10日）指挥的小军团与他们会合，他们已经转移至马德里，并开始向葡萄牙撤退。苏尔特元帅拒绝率军发动进攻。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弗朗西斯科·戈雅（西班牙语：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6日）于1812年-1814年作］
1813年–1814年
1813年，威灵顿勋爵发起了一场新的攻势，这次是针对法国军队的交通线。他的部队越过了位于布尔戈斯北部的山丘和山后地区，并将补给线从葡萄牙转移至的桑坦德（位于西班牙北部海岸）；这导致法国军队放弃了马德里和布尔戈斯。威灵顿勋爵的部队继续包抄法军防线，维多利亚战役中，他的部队追上了约瑟夫·波拿巴国王（法语：Joseph-Napoléon Bonaparte；意大利语：Giuseppe di Buonaparte；科西嘉语：Ghjuseppe Nabulione Bonaparte；西班牙语：José Napoleón Bonaparte；1768年1月7日－1844年7月28日）的部队，并将其击溃，因此，他于6月21日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亲自率领一支纵队向法军的中路部队发起进攻，而其他纵队则由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英语：Thomas Graham；1748年10月19日-1843年12月18日）、罗兰德·希尔和戴尔豪斯伯爵（英语：George Ramsay, 9th Earl of Dalhousie；1770年10月23日-1838年3月21日）指挥，在法军的左右两侧盘旋｛这场战争成为了贝多芬［德语：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7日（受洗日）-1827年3月26日］的管弦乐作品《威灵顿的胜利》（作品91）的主题｝。英军没有追击被击败的敌军，而是散开队形去抢劫被遗弃的法军马车。当士兵们未能返回部队并开始骚扰当地人的生活的时候，愤怒的威灵顿勋爵给巴瑟斯特伯爵（英语：Henry Bathurst；1762年5月22日-1834年7月27日）写了一封信（直到现在都很有名），他在信中写道：“有一些地球上的渣滓作为普通士兵，在我们的部队服役。”
但是，后来，当他发完脾气冷静下来的时候，他软化了他的评论，称赞他手下的士兵们道，虽然许多人是“地球上的渣滓；我们把他们培养成这样的好伙伴，真是太好了。”
在拿下位于潘普洛纳的小堡垒之后，威灵顿勋爵的部队向圣塞瓦斯蒂安发起进攻（英语：Siege of San Sebastián），但被顽强的法国守军挫败，在一次失败的进攻中，英军损失了693人，316人被俘，并于7月底暂停了围攻。苏尔特的部队发起了救援行动，但在圣马西亚尔遭到了西班牙加利西亚军团的阻击（英语：Battle of San Marcial），这使得反法联军得以巩固阵地，并加强了对该城的包围。经过第二次激烈的防守战之后，该城于9月陷落。随后，威灵顿勋爵的部队迫使苏尔特的士气低落、元气大伤的部队撤退至法国，其间不时发生战斗，即比利牛斯山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Pyrenees）、比达索阿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Bidassoa）和尼韦勒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Nivelle）。威灵顿勋爵的部队入侵法国南部，取得了尼夫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Nive）和奥尔泰兹战役（英语：Battle of Orthez）的胜利。威灵顿勋爵的部队与他的对手苏尔特的部队的最后一战发生于图卢兹［英语：Battle of Toulouse (1814)］，反法联军的几个师在袭击法军多面堡的时候遭到重创，损失了大约4600人。尽管法军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拿破仑战败和退位的消息传来，苏尔特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战斗下去，于是与威灵顿勋爵达成停火协议，他允许苏尔特的部队撤离这座城市。
1814年5月3日，威灵顿勋爵被英国人誉为“凯旋的英雄”，被册封为“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公爵”，同时被册封为“萨默塞特郡的杜罗侯爵”。
在他的一生中，他获得了一些认可（被册封为“罗德里戈城公爵”和“西班牙元勋”），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西班牙语：Fernando VII Francisco de Paula Domingo Vincente Ferrer Antonio José Joaquín Pascual Diego Juan Nepomuceno Januario Francisco Javier Rafael Miguel Gabriel Calisto Cayetano Fausto Luis Raimundo Gregorio Lorenzo Jerónimo de Borbón y Borbón-Parma；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允许他保留部分从法国人手中收回的皇家收藏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的维多利亚-加斯泰斯，他的骑马肖像在维多利亚战役纪念碑上占有显著地位。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威灵顿公爵（最左边）与梅特涅（德语：Klemens von Metternich；英语：K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 Prince of Metternich-Winneburg zu Beilstein；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年2月2日-1838年5月17日）及其他欧洲国家外交官同框》［版画作者落款“让-巴蒂斯特·伊萨贝（法语：Jean-Baptiste Isabey；1767年4月11日-1855年4月18日）”］
他在英国受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形象、他的外表以及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他取得的胜利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激情和强度非常吻合，它们都很强调个性。他的个人风格影响了当时英国的时尚潮流：他的瘦高的身材、带羽毛的黑帽子、华丽而经典的制服和白裤子非常受欢迎。
1814年末，首相希望他担任加拿大驻军指挥官，击败美国军队，赢得1812年战争（英语：War of 1812）。威灵顿公爵回答说，他愿意去美国，但他认为欧洲更需要他。他说：
我认为，在战争状态下，你们没有权利要求美国做出任何领土让步……尽管你们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而且现在拥有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但你们还没能把它带进敌人的领土，甚至还没有在攻击点清理自己的领土。你们不能在任何平等谈判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对方割让领土，除非是为了换取你们所掌握的其他利益……那么，如果这个推理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规定“保持占有”呢？你不能获得任何领土：事实上，你们的军事行动的状态，无论多么值得信赖，都没有资格去要求获得任何领土。
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随后，他接替卡苏里勋爵成为第一全权代表，参加了维也纳会议。
1815年1月2日，随着巴斯骑士团的规模的扩大，他的“巴斯骑士”头衔被更改，被授予巴斯大十字骑士级勋章。
百日王朝时期
与拿破仑之间的对决
↑版画《威灵顿公爵的肖像》［作者为威廉·塞伊（英语：William Say；1768年–1834年8月24日），落款“托马斯·菲利普斯（英语：Thomas Phillips；1770年10月18日-1845年4月20日）”］
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5月，他重新控制了国家，并面对着反对他的新反法同盟。威灵顿公爵离开了维也纳，参加了后来被称为“滑铁卢战役（英语：Waterloo campaign）”的战役。他抵达荷兰，负责指挥英德联军和他们的盟友部队——荷兰军队，所有这些部队都驻扎于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元帅的普鲁士军队旁边。
拿破仑的策略是孤立反法联军和普鲁士军队，在奥地利军队和俄国军队到来之前分别歼灭他们。这样一来，反法联军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就会被大大削弱。随后，他将寻求与奥地利和俄国媾和的可能性。
法军入侵荷兰，拿破仑的部队在利尼战役（英语：Battle of Ligny）中击败了普鲁士军队，内伊元帅的部队在四臂村战役（英语：Battle of Quatre Bras）中与威灵顿公爵的部队交战，但是内伊元帅犹豫不决。普鲁士军队向北撤退了18英里，抵达瓦夫尔，而威灵顿公爵的反法联军（以英军为主）则向北撤退了15英里，来到了他在前一年注意到的一个有利于战斗的地点：位于一个浅山谷（位于布鲁塞尔路）北边的山脊，就在滑铁卢小镇的南边。6月17日，天空下起了暴雨，严重妨碍了行动。它在发生于第二天，即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的第一次对决；他负责指挥一支英国-荷兰-德国三国联军部队（由大约73000人组成），其中26000人是英国士兵。在这26000人中，大约有30%的人是爱尔兰人。
滑铁卢战役
↑《滑铁卢战役中的威灵顿公爵》［罗伯特·亚历山大·希林福德（英语：Robert Alexander Hillingford；1828年1月28日-1904年）］
滑铁卢战役发生于1815年6月18日（星期日），发生地点在滑铁卢（当时隶属于荷兰联合王国，现隶属于比利时）附近。法军的一个师对乌古蒙发起进攻，转移反法联军的注意力，战争爆发。法军使用80门火炮进行密集轰炸，在此之后，法国步兵部队的第一次进攻由埃尔隆伯爵（法语：Jean-Baptiste Drouet, Comte d'Erlon；1765年7月29日-1844年1月25日）的第1军团发起。埃尔隆伯爵的部队穿过了反法联军的中心地带，向前推进，导致驻扎于山脊前面的反法联军穿过主要阵地，在混乱中撤退。埃尔隆伯爵的军团袭击了反法联军最坚固的阵地——圣树篱农场，但未能占领它。托马斯·皮克顿（英语：Thomas Picton；1758年8月24日-1815年6月18日）率领反法联军的一个师与埃尔隆伯爵的军团的剩余部队进行了正面交锋，双方的步兵部队进行了一场对决，皮克顿在战斗中阵亡。在这场战斗中，阿克斯布里奇勋爵佩吉特（英语：Henry William Paget, 1st Marquess of Anglesey, Earl of Uxbridge；1768年5月17日-1854年4月29日）派出了两个骑兵旅向敌军发起进攻，在法国步兵部队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将他们赶至斜坡底部，并缴获了两只法国帝国雕。然而，这次冲锋过于猛烈，英国骑兵部队被拿破仑派出的新组建的法国骑兵部队击溃，他们被击退，损失惨重。
将近16点钟的时候，内伊元帅注意到威灵顿公爵麾下的中路部队明显地进行了撤退。他误以为向后方转移伤亡人员是撤退的开始，并企图利用这一点。此时，内伊的步兵预备队所剩无几，因为大部分步兵要么被派去向乌古蒙发动无效的进攻，要么被派去保卫法军右翼部队。因此，内伊企图派出骑兵部队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击溃威灵顿公爵麾下的中路部队。
↑掷弹骑兵部队。背景中，可以看到拿破仑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可能骑过许多不同的坐骑：“阿里”、“克雷贝尔”、“德西雷”、“雅法”、“马里”和“陶里斯”。
大约16时30分，第一批普鲁士军队抵达。在冯·布罗男爵（德语：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Bülow, Graf von Dennewitz；1755年2月16日-1816年2月25日）的指挥下，普鲁士第4军到达的时候，法国骑兵部队的进攻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布罗派出第15旅与威灵顿公爵麾下的左翼部队（驻扎于弗里谢尔蒙城堡-拉艾地区）会合，而该旅下辖的骑马炮兵连和额外的炮兵旅被部署在左翼，以提供支援。拿破仑派出罗博伯爵（法语：Georges Mouton, comte de Lobau；1770年2月21日-1838年11月27日）的军团去拦截布罗的第4军下辖的剩余部队（正在向普朗斯努瓦前进）。第15旅让罗博伯爵的军团撤退至普朗斯努瓦地区。冯·希勒（德语：Johann August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1772年11月11日-1856年1月18日）的第16旅也派出了6个营进攻普朗斯努瓦。拿破仑派出新近卫军下辖的全部八个营去增援罗博伯爵的部队，罗博伯爵的部队现在正受到敌军的严重压迫。拿破仑的新近卫军发起反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攻占了普朗斯努瓦，但他们自己也遭到反击，被赶了出去。于是，拿破仑派出中近卫军、老近卫军下辖的两个营进入普朗斯努瓦，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夺回了这个村庄。法军骑兵部队多次向英军步兵方阵发起攻击，每次都使法军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英军伤亡很少。内伊本人也曾四次从马上摔下来。最终，甚至内伊也意识到，单靠骑兵部队的力量收效甚微。后来，他利用雷耶（法语：Honoré Charles Michel Joseph Reille；1775年9月1日-1860年3月4日）的第2军团下辖的巴舍吕（法语：Gilbert Désiré Joseph Bachelu；1777年2月9日-1849年6月16日）的师和蒂索的团［隶属于富瓦（法语：Maximilien Sébastien Foy；1775年2月3日-1825年11月28日）的师］，与那些状态良好的法国骑兵部队会合，组织了一次联合进攻。这次的进攻路线与之前重骑兵部队的进攻路线大致相同。
↑《突袭圣树篱农场》［理查德·克内特尔（德语：Richard Knötel；1857年1月12日-1914年4月26日）作］
与此同时，大约在内伊联合其他部队向威灵顿公爵的防线的中路和右翼发起进攻的同时，拿破仑命令内伊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圣树篱农场。18点过后不久，内伊就联合埃尔隆伯爵的军团的剩余部队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内伊将骑马炮兵部队调到威灵顿公爵的部队的中心地带，开始使用碳罐弹近距离攻击英军步兵方阵。这几乎导致第27（“恩尼斯基林”）团被歼灭，第30团和第73团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可行的方阵。威灵顿公爵麾下的中路部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法军的进攻，他们敞开了大门。对于威灵顿公爵来说，幸运的是，皮尔希一世（德语：Georg Dubislav Ludwig von Pirch I；1763年12月13日-1838年4月3日）和齐滕（德语：Hans Ernst Karl, Graf von Zieten；1770年3月5日-1848年5月3日）的普鲁士军团就在眼前。齐滕的军团允许驻扎于威灵顿公爵的部队的最左边的两个新组建的骑兵旅［即“维维安（英语：Richard Hussey Vivian, 1st Baron Vivian；1775年7月28日-1842年8月20日）”骑兵旅和“范德勒（英语：John Ormsby Vandeleur；1763年-1849年12月10日）”骑兵旅］被调动，并驻扎于溃不成军的中路部队的后方。随后，皮尔希一世的军团开始支援布罗的部队，他们一起夺回了普朗斯努瓦，沙勒鲁瓦的道路又一次遭到普鲁士军队的炮击，寸草不生。这种增援的意义受到了高度重视。
↑滑铁卢战役中的威灵顿公爵。
法军在整条战线上向反法联军发起猛烈进攻，到了19时30分，拿破仑派出帝国卫队，战争达到了高潮。帝国卫队的进攻是由中近卫军下辖的五个营发动的，而不是由老近卫军下辖的掷弹兵部队或者猎骑兵部队发动的。碳罐弹和散兵发射的子弹像冰雹一样射过来，中近卫军的士兵们（大约有3000人左右）在其中行进，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向圣树篱农场以西前进，并开始分成三支不同的进攻部队。其中一支由两个掷弹兵营组成，击溃了反法联军的第一线部队，继续前进。恰斯（荷兰语：David Hendrik, Baron Chassé；1765年3月18日-1849年5月2日）负责指挥荷兰军队一个师的兵力（相对其他部队而言，它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他们被派去对抗敌军，反法联军的炮兵部队向取得了胜利的掷弹兵部队的侧翼开火。这仍然无法阻止帝国卫队的前进，所以恰斯命令他麾下的第1旅向寡不敌众的法军发起冲锋，法军摇摇欲坠，溃不成军。
↑英国第10“维维安”骠骑兵旅（士兵们头戴羽毛装饰的红色有檐平顶高筒军帽，身穿蓝色制服）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法国军队的混合部队发起进攻，包括一个近卫掷弹兵方阵（位于画面左侧，距离中等）。
再往西，梅特兰（英语：Peregrine Maitland；1777年7月6日-1854年5月30日）麾下的1500名英国近卫步兵正卧倒在地，以保护自己不受法国炮兵部队的攻击。当帝国卫队派出第二支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两个猎骑兵营逼近他们，梅特兰的近卫军的士兵们站了起来，进行近距离扫射，将他们击溃。猎骑兵部队部署反击计划，但是士兵们开始动摇了。随后，近卫步兵部队发起了一次刺刀冲锋，击溃了他们。帝国卫队派出第三支部队，即一个新组建的猎骑兵营，现在赶过来支援他们。英国近卫军在这些猎骑兵的追击下撤退，但是后者被第52轻步兵团阻挡，因为第52轻步兵团在他们的侧翼排成一列，向他们倾泻毁灭性的火力，然后发起冲锋。在这次猛攻下，他们也被击溃了。
最后一批帝国卫队的士兵仓皇撤退。随着消息的传播，法国军队的战线上出现了大规模恐慌：“帝国卫队正在撤退。各人顾各人！”这时，威灵顿公爵站在“哥本哈根”的马镫上，向空中挥舞着帽子，示意反法联军向前推进阵线，这时，普鲁士军队正在从东面越过法军的阵地。随后，剩下的法军在混乱中离开了战场。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在位于一条将战场一分为二的南北纵向公路上的“拉贝勒阿利扬斯”旅馆会面，双方一致认为，普鲁士军队应该追击撤退的法军，使其回到法国。1815年11月20日，《巴黎条约》签订。
取得胜利之后，威灵顿公爵支持一个建议，即向所有参加滑铁卢战役的英国士兵颁发勋章，1815年6月28日，他写信给约克公爵，建议道：
……给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无委任状的军官们和士兵们颁发勋章是权宜之计。我相信这对军队会有最好的效果，如果这场战争能消除我们的担忧情绪，那是他们应得的。
1816年，全体士兵被正式授予滑铁卢勋章。
争议
关于拿破仑决定派遣格鲁希元帅（法语：Emmanuel de Grouchy；1766年10月23日－1847年5月29日）率领军队（共33000人）拦截普鲁士军队这件事，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讨论它，但是——6月16日，他的部队在利尼击败了布吕歇尔的部队，迫使反法联军在不同方向撤退——拿破仑可能作出了一个精准的战略判断，他的部队不可能在一个战场上击败联合起来的反法联军。与此相类似的是，威灵顿公爵也进行了一次战略性赌博，他将17000名骑兵和炮兵（大部分是荷兰人）留在位于蒙圣让西北8.1英里（13.0公里）的哈尔，以防法军沿着蒙斯-哈尔-布鲁塞尔公路前进。
↑滑铁卢战役中的威灵顿公爵。上图是扬·威廉·皮内曼（荷兰语：Jan Willem Pieneman；1779年11月4日-1853年4月8日）于1824年创作的一幅画的细节。
这场战争还引发了许多其他的争议。关于威灵顿公爵在拿破仑率军入侵荷兰之前的军队部署问题，威灵顿公爵是否误导或者背叛了布吕歇尔，他承诺在利尼直接支援布吕歇尔的部队，然后又失败了，以及赞扬威灵顿公爵与普鲁士军队一起取得的胜利。普鲁士政治理论家、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德语：Carl Philipp Gottfried (或Gottlieb) von Clausewitz；1780年6月1日-1831年11月16日］在《1815年战役：战役的战略概览》一书中对布吕歇尔、威灵顿公爵和拿破仑在战役中的决策进行了战略层面的研究。该研究是克劳塞维茨最后的此类研究，被广泛认为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此类分析的成熟理论的最佳范例。这引起了威灵顿公爵帐下的参谋人员的注意，他们促使威灵顿公爵写了一篇关于这次战役的文章（除了他立即发表的官方事后报告《滑铁卢公文》）。这就是1842年出版的《滑铁卢战役备忘录》。虽然威灵顿公爵在几个方面与克劳塞维茨有争议，但是克劳塞维茨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威灵顿公爵对他的指控。与克劳塞维茨开展的这种交流活动在19世纪的英国非常有名，尤其是在查尔斯·康沃利斯·切斯尼（英语：Charles Cornwallis Chesney；1826年9月29日-1876年3月19日）的作品《滑铁卢演讲》中，但在20世纪，由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这种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政治生涯
首相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约翰·杰克逊（英语：John Jackson；1778年5月31日-1831年6月1日）于1830年–1831年作］
1818年12月26日，威灵顿公爵被任命为利物浦勋爵（英语：Robert Banks Jenkinson, 2nd Earl of Liverpool；1770年6月7日-1828年12月4日）的托利党政府的军械总局局长，再次进入政界。1819年10月9日，他成为了普利茅斯总督。1827年1月22日，他被任命为英国陆军总司令，并于1827年2月5日被任命为伦敦塔总管。
除了罗伯特·皮尔（英语：Robert Peel；1788年2月5日-1850年7月2日）以外，威灵顿公爵成为了托利党内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成员。1828年，他辞去英国陆军总司令一职，成为了英国首相。
在他担任首相的头七个月里，他没有选择住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官邸，因为他觉得那里太小了。他之所以搬进来，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家（即阿普斯利邸宅）需要大规模翻修。在此期间，他对伦敦国王学院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1829年1月20日，威灵顿公爵被任命为五港总督。
改革
天主教解放
他的任期以天主教解放为标志：恢复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境内罗马天主教徒的大部分公民权利。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丹尼尔·欧康诺（爱尔兰语：Dónall Ó Conaill；英语：Daniel O'Connell；1775年8月6日-1847年5月15日）在补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欧康诺是爱尔兰人，也是一名罗马天主教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尽管法律不允许他进入议会，但是他还是当选了。在英国上议院，威灵顿公爵面对着强烈的反对声音，以“天主教解放”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据一些资料显示，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威灵顿公爵出生于爱尔兰，因此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有不满情绪，他对此有一定的理解；在担任爱尔兰布政司期间，他承诺会尽量“温和”地执行遗留的刑法的规定。1811年，信奉天主教的士兵们获得了礼拜自由，18年后，《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获得105票，获得多数通过。许多托利党人投票反对该法案，该法案只有在辉格党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通过。威灵顿公爵曾威胁说，如果国王乔治四世（英语：George IV Augustus Frederick；1762年8月12日-1830年6月26日）不同意，他将辞去首相一职。
↑一则讽刺漫画，攻击当时的首相威灵顿公爵，因为《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案》于1829年4月获得通过。
与温切尔西伯爵（英语：George William Finch-Hatton, 10th Earl of Winchilsea, 5th Earl of Nottingham；1791年5月19日-1858年1月8日）决斗
温切尔西伯爵指责威灵顿公爵“企图侵犯我们的自由，并将教皇制度引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威灵顿公爵立即向温切尔西伯爵发起决斗。1829年3月21日，威灵顿公爵和温切尔西伯爵在巴特西公园相遇。到了开火的时候，威灵顿公爵瞄准了目标，而温切尔西伯爵却把胳膊放低了。威灵顿公爵的子弹向右偏出。关于他是否故意失手，有不同的说法，这种行为在决斗中被称为“放弃行动”。威灵顿公爵声称他做到了。然而，他的瞄准能力差是出了名的，有媒体更加同情温切尔西伯爵，报道称他的目标是杀人。温切尔西伯爵向空中开了一枪，这是他和副手在决斗前几乎已经确定的计划。荣誉保住了，温切尔西伯爵给威灵顿公爵写了一封道歉信。
“铁公爵”这个绰号就起源于这个时期，当时他在个人问题和政治上高度不受欢迎。1830年，整个6月，它在《弗里曼日报》上被反复使用，似乎与他坚定的政治意愿有关，带有爱尔兰编辑不喜欢听的污点。在此期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开通的时候，威灵顿公爵受到了人群的敌意反应。
辞职和善后工作
1830年，威灵顿公爵的政府垮台了。那年夏秋两季，一波骚乱（即斯温暴动）席卷全国。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辉格党已经失势多年，面对动乱，他们将政治改革视为回归的关键。威灵顿公爵坚持托利党不改革和不扩大选举权的政策，结果，1830年11月15日，他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
辉格党提出了第一个改革法案（即《1832年改革法令》），而威灵顿公爵和托利党人则努力阻止其获得通过。辉格党未能使该法案在英国下议院通过二读，他们的努力失败了。随后，他们进行了选举，直接作出了回应，辉格党以压倒性多数获胜。第二个改革法案在下议院被提出并获得通过，但在被托利党控制的上议院被否决。另一波近乎暴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1831年4月27日和10月12日，威灵顿公爵在阿普斯利邸宅里的住所被一群示威者袭击，窗户被砸碎。1832年6月，他在他的住所安装了铁制百叶窗，以防止因他强烈反对的改革法案被否决而被愤怒的人群进一步破坏。辉格党政府于1832年垮台，威灵顿公爵未能组建托利党政府，部分原因是由于英格兰银行遭遇挤兑。这让国王威廉四世（英语：William IV Henry；1765年8月21日-1837年6月20日）别无选择，只能恢复格雷伯爵（英语：Charles Grey, 2nd Earl Grey；1764年3月13日-1845年7月17日）的首相职位。最终，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因为国王威胁说，如果不通过法案，他将任命新册封的辉格党籍贵族为议员。威灵顿公爵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变化；据报道，在扩大选举权后的第一次选举之后，议会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威灵顿公爵说：“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令人震惊的坏帽子。”
威灵顿公爵反对《关于犹太公民残疾问题的法规废除法案》，他于1833年8月1日在议会上表示，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一个拥有基督教立法机构的国家，这项措施的效果将是消除这种特殊的特征。”该法案以104票对54票的结果被否决。
政府
↑威灵顿公爵（此时的他已经74岁或者75岁了）的照片，以银版摄影法拍摄，拍摄者为安托万·克劳德特（法语：Antoine François Jean Claudet；1797年8月18日-1867年12月27日），拍摄时间为1844年。
威灵顿公爵的托利党领袖地位逐渐被罗伯特·皮尔所取代，而托利党也逐渐演变为保守党。当托利党于1834年重新掌权的时候，威灵顿公爵拒绝担任首相，因为他认为下议院议员的资格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国王不情愿地批准了正在意大利的皮尔的请求。因此，1834年11月至12月，威灵顿公爵担任了三周的国家临时领导人，承担了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门部长的职责。在皮尔的第一届内阁（1834年-1835年）中，威灵顿公爵担任外交大臣；而在第二届内阁（1841年-1846年）中，他担任不管部国务大臣和上议院领袖。1842年8月15日，罗兰德·希尔勋爵宣布辞职，在此之后，威灵顿公爵再次被任命为英国陆军总司令。
1828年至1846年，威灵顿公爵担任上议院保守党领袖。一些历史学家贬低他，说他是一个糊涂的反动分子，但在20世纪后期，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精明的操纵者，他把自己的聪明隐藏在一个无知的老年军人的伪装之下。威灵顿公爵致力于将上议院从国王的慷慨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操纵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并致力于支持土地贵族。他把在伦敦的住所作为举办亲密晚宴和私人磋商活动的场所，并且，大量的信件使他与下议院的政党领导人和上议院的主要人物保持密切联系。他在公开场合口头支持极端的托利党人的反对改革的立场，但是随后又巧妙地转向该党的中间派立场，尤其是在皮尔需要上议院的支持的时候。威灵顿操纵了选举，苏格兰和爱尔兰共选出了44位民选议员，他的成功便基于此。
晚年生活
家庭
↑《晚年威灵顿公爵的微型肖像画》［罗伯特·索本（英语：Robert Thorburn；1818年–1885年）作］
1806年4月10日，韦尔斯利在他的弟弟杰拉尔德（是一位牧师；英语：Gerald Valerian Wellesley；生卒年不详）的主持下，在圣乔治教堂（位于都柏林）与基蒂·帕克南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阿瑟（英语：Arthur Richard Wellesley, 2nd Duke of Wellington；1807年2月3日-1884年8月13日）出生于1807年，查尔斯（英语：Charles Wellesley；1808年1月16日-1858年10月9日）出生于1808年。事实证明，这段婚姻并不令人满意，在韦尔斯利参加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两人分开多年。基蒂变得沮丧起来，韦尔斯利开始追求其他的性伴侣和浪漫伴侣。这对夫妇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分开生活，基蒂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他们的乡村别墅——斯特拉特菲尔德塞耶庄园里，而韦尔斯利则住在他们在伦敦的房子——阿普斯利邸宅里。在整场半岛战争期间，基蒂的弟弟爱德华·帕克南（英语：Edward Michael Pakenham；1778年3月19日-1815年1月8日）都在韦尔斯利的帐下效力，韦尔斯利对他很关心，这帮助他缓和了其与基蒂之间的关系，直到帕克南于1815年在新奥尔良之战（英语：Battle of New Orleans）中阵亡。
退休
威灵顿公爵于1846年结束政治生涯，尽管他仍然是英国陆军总司令，并且，1848年革命期间，他帮忙组织军队保卫伦敦，短暂地回到公众视野。1846年，保守党内部在废除《谷物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威灵顿公爵和大多数前内阁成员仍然支持皮尔，但是以德比勋爵（英语：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 14th Earl of Derby；1799年3月29日-1869年10月23日）为代表的大多数议员都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1852年初，当时威灵顿公爵的耳朵已经失聪，他通过高喊“谁？谁？”来给德比勋爵的第一届内阁起绰号，内阁部长名单在上议院被宣读，内阁部长们毫无经验。1850年8月31日，他成为了海德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的首席护林员和管理员。他从1806年2月1日起担任第33步兵团上校，并从1827年1月22日起担任掷弹兵卫队上校。基蒂于1831年死于癌症；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普遍不愉快，这导致了他们的分居（实际上），据说，威灵顿公爵对她的死感到非常悲伤，他唯一的安慰是，“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之后，他们终于能相互理解了。”他与同僚查尔斯·阿巴斯诺特（英语：Charles Arbuthnot；1767年3月14日-1850年8月18日）的妻子、日记作者哈丽特·阿巴斯诺特（英语：Harriet Arbuthnot, 本姓Fane；1793年9月10日-1834年8月2日）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为他不幸的婚姻找到了安慰。1834年，哈丽特死于霍乱，这对威灵顿公爵的打击不亚于对她丈夫的打击。这两位鳏夫在阿普斯利邸宅度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
死亡与葬礼
↑威灵顿公爵的送葬队伍经过威灵顿拱门和阿普斯利邸宅。
↑威灵顿公爵的坟墓（位于伦敦圣保罗座堂）。
↑威灵顿公爵铜像［作者为卡洛·马罗切蒂（意大利语：Pietro Carlo Giovanni Battista Marochetti；1805年1月14日-1867年12月29日），位于利兹柴棚荒原公园］。
1852年9月14日，威灵顿公爵在沃尔默城堡（位于肯特郡）去世，这是他担任五港总督时的住所，据说也是他最喜欢的家。那天早上，他被发现身体不舒服，有人扶他从他在整个军旅生涯中都用过的行军床上下来，他坐在椅子上去世了。据记载，他的死因是中风后遗症，最终导致癫痫频频发作。他去世时享年83岁。
虽然他生前讨厌坐火车旅行，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威廉·赫斯基森（英语：William Huskisson；1770年3月11日-1830年9月15日）的死亡，他是铁路事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的尸体被火车运到伦敦，在那里，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他是少数获此殊荣的英国人之一［其他的典例还包括纳尔逊勋爵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英语：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葬礼于1852年11月18日举行。在葬礼开始之前，威灵顿公爵的遗体被放置在车路士皇家医院内。包括维多利亚女王（英语：Alexandrina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王夫（德语：Franz August Karl Albert Emanuel von Sachsen-Coburg und Gotha；1819年8月26日-1861年12月14日）、威尔士亲王（英语：Albert Edward VII；1841年11月9日-1910年5月6日）和长公主（英语：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a；1840年11月21日-1901年8月5日）在内的王室成员们都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向公众开放参观的时候，人群蜂拥而至，有几人在人群拥挤中丧生。
他被安葬于圣保罗座堂，在他的葬礼上，由于出席者数量巨大，几乎没有空间让人们站立。阿尔弗雷德·史蒂芬斯（英语：Alfred George Stevens；1817年12月30日-1875年5月1日）制作了一座青铜纪念碑，上面有两个结构复杂的支撑物：“真理从谎言的嘴里撕下舌头”和“勇敢践踏懦弱”。史蒂芬斯没能活着看到它被安置在圣保罗座堂的一个拱门之下。
威灵顿公爵的棺材上装饰着为他的送葬队伍制作的横幅。最初，有一条横幅来自于普鲁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语：World War I）期间被移走，再也没有恢复。在游行队伍中，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命令，第4皇家爱尔兰龙骑兵卫队将领詹姆斯·查尔斯·查特顿爵士（英语：James Charles Chatterton；1794年12月10日-1874年1月5日）手持“伟大的旗帜”。
韦茅斯报业集团老板约瑟夫·德鲁（英语：Joseph Drew；1814年5月21日-1883年12月3日）写了一本书，名为《已故的威灵顿公爵的军旅生涯和政治生涯传记》，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他的死亡的详细描述，包括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
他死后，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报纸对威灵顿公爵究竟是爱尔兰人还是英格兰人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2002年，BBC评选出了“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他排名第15位。
由于与威灵顿公爵之间的联系（他是该团的前指挥官，也曾在里面担任过上校），1853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38周年纪念日），第33步兵团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第33（‘威灵顿公爵’）团”的称号。威灵顿公爵的战斗记录堪称典范；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参加了60多场战役。
性格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约作于1850年）
威灵顿公爵总是起得很早；他“无法忍受醒着躺在床上”，即使部队没有行军。即使1815年之后他回归平民生活，他也睡在行军床上，这反映出他对物质享受的漠不关心。米格尔·德·阿拉瓦将军（西班牙语：Miguel Ricardo de Álava y Esquivel；1770年7月7日-1843年7月14日）抱怨说，威灵顿公爵经常说军队将在“黎明”行军，吃“冷肉”，因此他开始害怕这两个词。在战争期间，他很少在早餐和晚餐之间吃东西。1811年，英军撤退至葡萄牙期间，他以吃“冷肉和面包”为生，这让与他一起用餐的参谋人员们感到绝望。然而，他以自己饮用和别人为他供应的葡萄酒的质量而闻名，他经常在吃晚餐的时候喝一瓶（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这并不算多）。
萨拉曼卡战役爆发前发生了一件事情，阿拉瓦是这件事的目击者。威灵顿公爵一边吃着鸡腿，一边使用望远镜观察法军的动向。他发现法军左翼正在过度扩张，并意识到他可以在那里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他喊道：“愿上帝保佑我们，这样才能行！”然后将鸡腿扔向空中。图卢兹战役结束后，弗雷德里克·庞森比上校（英语：Frederick Cavendish Ponsonby；1783年7月6日-1837年1月11日）给他带来了拿破仑退位的消息，威灵顿公爵就即兴跳起了弗拉明戈舞，踮着脚后跟转圈，咔哒咔哒地弹着手指。
↑位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石膏模型，“勇敢与懦弱”这一标题曾出现在位于圣保罗座堂的威灵顿公爵纪念碑上。
军事历史学家查尔斯·达尔顿（英语：Charles Dalton；生卒年不详）记载道，在西班牙战役期间，一场激烈的战役结束后，一位年轻军官说：“今晚我要和威灵顿公爵共进晚餐。”威灵顿公爵骑马经过这里时，无意中听到了这番话。“至少得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先生’吧。”威灵顿公爵说。“阁下，”军官回答说，“我们不谈论凯撒先生（拉丁语：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7月12日-前44年3月15日）或者亚历山大先生（古希腊语：Ἀλέξανδρος；拉丁化希腊语：Alexandros；英语：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前356年7月20日或21日-前323年6月10日或11日），那我为什么要谈论威灵顿公爵先生呢？”
威灵顿公爵虽然以严厉的面孔和铁腕的纪律而著称，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据说，虽然威灵顿公爵不赞成士兵们欢呼，认为这“太接近于表达意见”，但是他仍然关心他的士兵们：第二次波尔图战役和萨拉曼卡战役结束后，他拒绝率军追击法国军队，因为他预见到他的部队在崎岖的地形上追击战斗力日渐衰弱的敌军将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他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悲伤的情绪是在攻占巴达霍斯之后：他看到战死在缺口处的英国士兵之后哭了。在这种背景下，维多利亚战役结束后，他在一封著名的信件中称他们为“地球上的渣滓”，可以看出，他对他们打乱队形的行为的失望和愤怒之情同样强烈。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当他看到约翰·休姆上交的英军阵亡士兵名单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和家人在一起，不愿别人祝贺他取得的胜利，他泪流满面，高昂的战争成本和巨大的个人损失使他的斗志大减。
威灵顿公爵帐下的勤务兵——一个名叫贝克曼的粗暴的德国人，以及长期服侍他的男仆詹姆斯·肯达尔，都对他忠心耿耿。肯达尔为他服务了25年，直到他去世时都在他的身边。［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他从不对他的仆人说话，而是喜欢把他的命令写在放在梳妆台上的记事本上，实际上，可能是指他的儿子——第二代威灵顿公爵。据第三代威灵顿公爵（英语：Henry Wellesley, 3rd Duke of Wellington；1846年4月5日-1900年6月8日）的外甥女——薇娃·西顿·蒙哥马利（英语：Viva Seton Montgomerie；1879年-1959年4月14日）记载，这是她从一个名叫查尔斯·霍尔曼的老门房那里听到的一件轶事，据说他非常像拿破仑。］
在一次事故之后，作为军械总局局长的威灵顿公爵曾接近一个地点，那里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他开始经历耳聋和其他与耳朵有关的问题。1822年，他接受了一个手术来改善左耳听力。然而，结果是他的那一侧永久性失聪。据称，他“此后一直身体不太好”。
威灵顿公爵开始喜欢与各种聪明、迷人的女人为伍，并有过许多暧昧关系，特别是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和随后他担任英国驻巴黎大使之后。滑铁卢战役结束后的日子里，他与臭名昭著的卡罗林·兰姆女爵（英语：Caroline Lamb, 本姓Ponsonby；1785年11月13日-1828年1月25日）有染，她是他最宠爱的军官弗雷德里克·庞森比上校的妹妹。他与比他小26岁的乔治安娜·伦诺克斯女爵（即后来的卢斯男爵夫人；英语：Georgiana Lennox；1795年9月30日-1891年12月15日）通信多年，她是里奇蒙公爵夫人（英语：Charlotte Lennox, Duchess of Richmond, 本名为Lady Charlotte Gordon；1768年9月20日-1842年5月5日）的女儿（在滑铁卢战役前夕，他们举行了著名的舞会），尽管有一些暗示，但是还没有明确确定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性关系。英国媒体讽刺了这位民族英雄多情的一面。1824年，威灵顿公爵收到了出版商约翰·约瑟夫·斯托克戴尔（英语：John Joseph Stockdale；1770年、1776年或1777年-1847年2月16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如果想要钱的话，就不出版他的情妇哈丽雅特·威尔逊（英语：Harriette Wilson；1786年2月2日-1845年3月10日）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颇为色情）。据说，威灵顿公爵很快就把信还给了他，并在信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要是出版的话，就见鬼去吧。”然而，希伯特（英语：Christopher Hibbert, 本名为Arthur Raymond Hibbert；1924年3月5日-2008年12月21日）在他撰写的传记中指出，这封信可以在威灵顿公爵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找到，上面什么也没写。可以肯定的是，威灵顿公爵确实回信了。朗福德（英语：Elizabeth Pakenham, Countess of Longford, 本姓Harman；1906年8月30日-2002年10月23日）引用了出版商的另一封信，里面的语气表明，他以最强硬的语言拒绝屈服于勒索。
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说话简明扼要。1851年，就在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前，人们发现水晶宫里有许多麻雀飞来飞去。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建议是“夫人，雀鹰。”
威灵顿公爵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擅长打防御战的将领，尽管他参加的许多战役，也许是大多数战役（阿尔高姆战役、阿索战役、第二次波尔图战役、萨拉曼卡战役、维多利亚战役、图卢兹战役）都是具有进攻战的性质的。然而，在半岛战争（他在此战中赢得了名声）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不足以发起战略进攻。
绰号
↑《1829年的阿普斯利邸宅》［托马斯·H·谢泼德（英语：Thomas Hosmer Shepherd；1793年1月16日-1864年）］
↑约翰·斯蒂尔爵士（英语：John Robert Steell；1804年9月18日-1891年9月15日）制作的威灵顿公爵骑马雕像——《“铁公爵”铜像》，位于爱丁堡，于1852年制作完成。
“铁公爵”
这个绰号很常用，最初与他一贯的政治决心有关，而不是与任何特定事件有关。它被用在社论里，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带有贬义。
1832年，他在阿普斯利邸宅安装了金属百叶窗，以防止暴徒打破窗户，这一事件可能使得它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1844年至1845年，漫画杂志《笨拙》得到出版，这个词可能是由于这本杂志而变得越来越流行了。
其他绰号
●在当时流行的歌谣中，威灵顿公爵被称为“大鼻子”或者“老大鼻子”。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拉丁化俄语：Aleksandr I Pavlovich；英语：Alexander I Pavlovich Romanov；1777年12月23日-1825年12月1日）称威灵顿公爵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世界征服者”一词指的是拿破仑。丁尼生勋爵（英语：Alfred Tennyson, 1st Baron Tennyson；1809年8月6日-1892年10月6日）在他的作品《悼威灵顿公爵之死》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称他为“伟大的世界的胜利者中的胜利者”。
●他手下的军官们称他为“花花公子”，因为他衣着讲究。
●西班牙士兵称他为“老鹰”，而葡萄牙士兵称他为“杜罗，杜罗”，因为1809年第二次波尔图战役期间，他率军渡过杜罗河。
●“杜罗河上的花花公子”；威灵顿公爵听到冷溪卫队的一名上校这样说，觉得很有趣。
●“统领印度士兵的将军”；拿破仑用这个词来侮辱威灵顿公爵（因为他曾在印度服兵役），公开认为他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对手。这个绰号被法国报纸《世界箴言报》使用，成为了一种宣传手段。
●“牛肉”；有一种说法是，菜肴“威灵顿牛排”是以威灵顿公爵的名字来命名的，尽管一些厨师对此表示异议。
●“欧洲的解放者”。
●“国家的救世主”。
（完）
（声明：以上内容是本人从英文维基百科上翻译过来的。本人翻译水平有限，文章中可能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望见谅！）